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学生之福;但如果不幸碰上一个官迷,也只能自认倒霉。就请以这些老校长为榜样吧说到这儿,不由想起历史上有过的那些享有崇高声望的大学校长,蔡元培、胡适之、蒋梦麟、竺可祯、梅贻琦、张伯苓、傅斯年等等就不说了,也不说1950年代作为“民主人士”被安排出任大学校长的马寅初、陈垣等。单说建国后那些老革命家出身的大学校长,例如中国人民大学校长吴玉章、副校长成仿吾;先后担任过南京大学校长和中国人民大学书记的郭影秋;先后担任过吉林大学校长和南京大学校长的匡亚明;中山大学校长冯乃超;华中工学院院长朱九思;杭州大学副校长林淡秋等。这些大学校长中,最特别的是郭影秋,他已担任云南省省长(省人民委员会主席),却因对历史的爱好,主动要求转入大学工作,1957年来到南京大学当校长,这样的事尤如惊鸿一瞥,早成绝响。在那个年代,吴玉章等的空间要比今天的大学校长小得多,掌握的资源更有限,使他们无由充分实现自己的抱负。他们受到那个时代的局限,或许也有这样或那样的不足,但他们都是正直的好人:都有深厚的人文底蕴;热爱教育,重视和尊重知识分子;有理想,有责任心,更有担当;都在极有限的空间为发展教育尽了最大努力,而不是那种对上唯唯诺诺、对下横眉冷对的官僚。林昭被打成“右派”后,吴玉章老校长把她收留在人民大学书刊资料社,使她有一块躲避风雨的安身之地。也是吴老,把被诬为“胡风分子嫌疑”、即将陷入绝境的何干之保护了下来。杭州大学的林淡秋副校长不避嫌疑,多方设法保护被安置在杭州大学的“大右派”陈企霞和陈学昭。郭影秋调入南京大学时正逢“反右”,1957年11月,是中文系三位名教授———胡小石、陈中凡、汪辟疆的七十寿辰,此时南大的老先生们,都还惊魂未定,“郭影秋支持中文系为三老祝寿,并在自己家中设宴,亲自斟酒、敬酒,感谢三位老教授潜心治学、辛勤执教,为国家培养栋梁之材”。在“大跃进”的高潮中,郭影秋强调“教学是高校的主线”,尽量减少政治运动对大学的冲击。1963年匡亚明调入南京大学,在不断升高的阶级斗争的声浪下,他鼓励教师要扎实研究学问,学生要好好读书,并安排动员学校的行政后勤部门,全力为教师学生服务。及至“文革”结束,匡亚明再任南大校长,长期住在校园内的普通教工宿舍,为的是多听教职员工的意见。今日名校华中科技大学的前身是华中工学院,老院长朱九思在“文革”后期,把一些刚从劳改地释放、谁都不敢要的有真才实学的知识分子接纳到华工,奠定了学校以后发展的人材基础。1950年代担任北大党委书记的江隆基也是一位好人,这位曾留学德国的“老革命”奉命改造北大,还是尽量爱护知识分子,后因反右不力,被指责为“右倾保守”,于1959年被发配到大西北的兰州大学担任书记和校长,仍兢兢业业,直至“文革”之初被迫害身亡。说到张鸣,这是一位在学界享有盛誉的杰出学者,对这样的学者理当爱护。人民大学因有张鸣和其他一些优秀学者,才令人们刮目相看!人们发现,这所原来具有高度行政性特质的大学也实现了全面的学术转型,有了一种真正的“大学气象”。说来令人唏嘘不已,人民大学这所曾在上世纪50-60年代为国家经济建设作出过重要贡献的大学,其经历的磨难比国内任何一所名校都要深重,“文革”中居然被无情解散。按理说,这段“浴火重生”的历史,应该使人民大学今天的目光比其他高校更深邃,胸襟更开阔,更大气,更重视人材。这些话说了似乎是白说,大学的过度行政化似已积重难返,只能“明知不可为而为之”。那么能否学一点行政化年代那些不官僚化的正面典型呢?大学的校长和官员们,请不要再嚷嚷学什么哈佛、耶鲁、伯克利、剑桥、牛津了,中美大学校长联席会议也不知开了多少次,“新知”掌握也差不多了。现在大楼都已盖了起来,规模和气派和外邦的大学相比一点都不逊色,其他那些“软件”,想必怎么学一时也学不来的。既然如此,就不必舍近求远,花大把银子去做那些越洋考察的“无用的功课”,还不如返躬求己,就从“本土”资源挖掘一些积极因素。吴玉章、郭影秋、匡亚明、朱九思等都是“老革命”,政治思想都正确,属于我们优秀的“本土资源”,就请以这些老校长为榜样吧,在你们的职权范围内,对大学的过度“行政化”和“官僚化”稍作一些改良或改进,让大学板结状的土壤松一口气如何?
孙中山先生是中国国民党的创党领袖,也是二十世纪中国最重要的政治家、思想家、革命家之一,同时还是亚洲第一个民主共和国的缔造者,二十世纪中国的各种政治力量都重视运用、吸取孙中山先生的思想资源,1949年后海峡两岸长期以来都有自己对孙中山的解释,都是服务于各自的政治目标的,到了改革开放后的近三十年来,两岸在孙中山的看法上已越来越接近。 早在孙中山先生刚去世不久,国民党方面就以戴季陶为代表,选择性地运用孙的思想资源,建构具有强烈排他色彩的孙中山思想的解释体系。南京国民政府成立后,孙中山被置放在“国父”的崇高位置,当局明令各机关、学校悬挂“总理遗像”,进行“三民主义教育”,叶青(微博)等成为意识形态化的孙中山研究的主要代表。但是,在大陆时代,国民党对孙中山的解释是粗糙,教条和僵硬的。蒋介石虽然知道宣传的重要,也搞了一些活动,但是他所面临的内外环境都以武力对抗为基本特征,故而国民党的一切政治上的计划和安排都是以军事为中心,始终没能建立起有关孙中山和三民主义的强大的叙述和解释系统。国民党想重视宣传,但不善于搞宣传,例如:虽然建立起颂读“总理遗嘱”的“总理纪念周”制度,但基本属于官样文章。国民党只会搞一些没有效果的查禁书刊一类的活动,也囿于形格势禁,大多流于形式。国民党宣传孙中山二十多年,专著,小册子也出版了许多,但只有1926年黎锦晖先生作词曲的“总理纪念歌”是有生命力的:“我们总理,手创革命,革命血如花,推翻了专制,建成了共和,产生了民主中华……”,一直传唱到今天的台湾的蓝营群众,笔者2004年上半年在台北一大学客座,多次在蓝营群众的集会的场合听到这首感人的歌曲。 国民党是一个比较世俗化的政党,拿到权力就可以,意识形态的色彩不强,在大陆时代,除了戴季陶、叶青等,国民党没有大牌的理论家,也没有 “理论队伍”,更没有从上到下的宣传或理论“写作班子”。在国民党的权力架构中,省党部本来就没有地位,在省党部中更没有宣传部门的设置。在国民党内搞宣传的人毫无荣誉感,更没有社会声望,当权者也不照顾他们。蒋介石试图以国民党和中央军,以及经他解释的三民主义来整合中国,但30年代后的国民党已逐渐“空壳化”,搞党务的人,不太捞到好处,当官的都要当政府的官,不愿做党部的官,因为在党部做事,薪酬太低,国民党中常委月薪是300元,而政府部长的月薪是600-800元(《成败之鉴--陈立夫回忆录》,页150,台北:正中书局,1994年出版),而当时的物价又非常便宜,所以搞宣传的人,毫无工作的积极性。 在三十年代的国民党内,元老一级的理论家,如胡汉民,都意在江湖不在理论,这些人基本失去反映现实重大问题的理论创新能力。年轻的一代,也没有这种能力,陈立夫只搞自己的“唯生论”,陶希圣是经济史专家,不是纯搞“党义”的。陈布雷是文章写手,不是理论家。南京的“中山编译馆”虽然出版了不少“总理遗教”、三民主义一类的读本,但对青年人影响很小。 30年代,是“红色的30年代”,中共已占领了国统区思想意识很大的一块的空间。从1935年的“出版总书目”可以看到,这一年出版的有关社会主义的论著是32本,有关辩证唯物主义的论著是23本,历史唯物主义的论著:23本,有关计划经济和苏联第一个五年计划的论著:19本,而有关国民党历史出版物:8本,三民主义的出版物,只有13本。而在30-40年代,这类孙研究的出版物主要还是要靠像叶青这样过去的共产党员来写,而叶青的论著又非常教条,也不通俗,影响力有限。 在党内,真正知道孙中山的巨大价值的,还是毛泽东和陈伯达。在对孙的看法上,毛和陈伯达有许多共鸣。毛愿意花大力气来建构对孙中山及其思想的解释。毛在1938—1940年写了几篇重要文章,例如《论新阶段》、《中国革命与中国共产党》、《新民主主义论》等,把中共的事业和孙中山的思想进行了对接,宣称中共党人实际上是孙先生事业的继承者,终于占据了孙解释的制高点。当然,毛作为一位大政治家,他在正式文本和公开谈话中对孙先生的论述是严肃和严谨的,而有时在非公开的小范围议论起孙先生,则较随意和自由,最新披露的杨尚昆的有关回忆第一次谈论了这方面的情况,详情参见《杨尚昆1986年谈张闻天与毛泽东》,载《炎黄春秋》2009年第3期,第32页。只是毛的私下小范围的议论并不影响他的孙先生的基本看法,于是在毛定调后,陈伯达、胡乔木、胡绳等中共理论家,按毛的意思“接着说”,就把对孙的新解释完全建构起来了。建国后,刘大年等一些史学工作者依此路径,发现、整理新材料,把毛对孙中山的论述进一步丰富,强化,推广之。 1949年国民党去台后,觉得自己的失败与中共夺取了孙先生这面旗帜有关,于是开始重建对孙的解释体系。哈佛博士崔书琴(1950年成立的国民党改造委员会十六名委员之一)的《孙中山与共产主义》意图截断孙与中共的思想联系,是国民党“新解释”的代表作之一。蒋介石在50年代后亲自出马,对孙和三民主义作意识形态化的解释。他的《三民主义的本质》,《总理知难行易学说与阳明知行合一哲学之综合研究》,就是要说明:中国传统,三民主义,“中华民国”的“三位一体”。 这以后,台湾各大学都教三民主义,各大中学校都有教官检查、督导师生的思想,还出版了一大批“国父遗教”之类的论著。在这样的话语框架下,蒋介石是孙中山事业的继承者和国民革命的“捍卫者”。葛贤宁是“歌颂蒋总统”的长诗《常住峰的青春》的作者,“常住峰”者,喜玛拉雅山的最高峰“圣母峰”也,葛贤宁以此作蒋介石的象征。孙中山地位更加崇高,已是神诋,对孙中山的研究自是充满禁忌,只能赞美,不能批评,稍有不慎,也会引火烧身。 与此同时,在大陆是建构以毛泽东思想为中心的新意识形态,孙中山是其重要的一环,孙被誉为“中国革命伟大的先行者”,此为统一的孙先生之评价定语,而不用过去年代之称呼“国父”,孙先生也是“资产阶级革命家”,最终使得大中学生人人皆知: “三民主义有新旧之分”,新三民主义是革命的等等。这些评判,在建国后的数十年内,把所有对孙中山的研究也“一致化”,或“平面化”了。 孙中山研究,既和政治相关,同时也属于史学研究的范畴,海峡两边的学界虽然都受到政治因素的强烈影响,或受政治因素所支配,但也都做了许多孙中山研究的基础工作,两岸都有比较丰富的研究成果。两岸都成立了研究机构:台湾有国民党的“党史会”(现易名为“党史馆”)、“国史馆”、 “国父纪念馆”;大陆则有 “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”,各个纪念地的“孙中山纪念馆”,中国社科院近代史研究所,中山大学的孙中山研究所,广东社科院历史所,1979年后,全国成立有 “孙中山研究会”,南京等地还有当地的“孙中山研究会”。 在史料和文献的整理方面:罗家伦等都做出重要的贡献。台湾出版有《国父全集》,大陆出版了《孙中山选集》、《孙中山全集》、《孙中山年谱长编》(陈锡旗主编)等。 在有关孙中山史实的考订方面:台湾出版的《我怎么认识国父孙先生》所收的都是国民党“党国元老”对孙中山的回忆,有珍贵的史料价值。 在孙中山研究的方面:两岸有关论著汗牛充栋,各有其价值,但是也有许多教条化的论著,带有明显的“官学”的色彩。在冷战大背景下,两岸互相打笔仗,一打几十年, 各不相让,最后一次,也是第一次面对面的争论是1981年在美国芝加哥,所谓“不打不相识”,两岸都是中国人,孙中山先生把两岸联系在一起,也把两岸的学者联系在一起。 现在情况大变,台湾社会转型,在台湾,官学化的孙中山研究已没市场,党化“三民主义研究”声誉扫地,原有的研究单位纷纷改名,中研院的“三民主义研究所”早已易名为“社科所”,各大学的“三民主义研究所”也都改名,各大专院校原设的三民主义必修课均已取消。另一方面:“台独”思潮泛滥,也在消解孙中山作为“国父”的“符号”意义。据我前几年在台湾客座半年的观察,绿营群众受台独思潮的影响,其集会场所已不见、不闻任何与孙先生有关的标志物。2004年3月,笔者在台北参加由“国父纪念馆”召开的孙中山先生思想学术研讨会,发现与会的多为鬓发斑白的中老年,青年学者很少,说明孙研究在台湾已后继乏人,对此很可以理解,这是对多年来的孙研究的教条化、官学化和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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